【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1945年10月25日,台湾在结束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后,重回祖国怀抱。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共御外侮的结果。本期《环球时报》鲲屿哨所工作室带领读者重温这一历史性时刻,还原那段台湾命运始终与祖国休戚相关的过往。
那一天,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彩灯
“台湾人一致的愿望”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署,清政府被迫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自此台湾开始了长达半世纪反抗日本占领、殖民统治的斗争,祖国大陆也一直在为收复台湾殚精竭虑,尤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收回台湾的目标更加明确。
1941年底,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割让台澎的《马关条约》自然也在废止之列。1942年4月间,重庆掀起一场声势颇大的光复台湾宣传运动,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如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或发表广播演说,或出席宣传集会,或撰写纪念文章,阐述收复台湾的意义。1942年1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明确表示,“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父亲连震东当时还撰写了《日寇占领前的台湾》:“台湾必须归复中国,这是台湾人一致的愿望,笔者敢负责任代表六百万台胞的断言……战后台湾必须归复中国,是最自然的归结,本不需再加以讨论或主张的。”此文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导人在开罗召开会议,会后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自此中国收复台湾已成定局,为保证接收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1944年3月批准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简称台调会),由陈仪任主任委员。
陈仪曾担任福建省主席,非常关注台湾问题。1935年他赴台湾考察,返回福建后撰写了《台湾考察报告》。台调会成立之初的人员,基本上都是陈仪任福建省主席时的班底,后来增加李友邦、丘念台等台籍人士。台调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收集台湾有关资料,到1945年3月,共编成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财政金融、贸易、交通、教育等概况资料19种,40多万字;分类译出台湾民政、财政、金融、司法、农林牧渔、工商交通、教育七大类法令,约150万字。二是培训接收人员,由陈仪牵头,在中央训练团举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招收学员120人,分为民政、工商、交通、财政、金融、农林、渔牧、教育、司法各组训练,为期4个月。此外还举办银行训练班以及“台湾警察干部讲习班”等,为接收工作准备了一些骨干。三是起草《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内容涵盖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金融、工矿事业、教育文化、交通、农业等15个方面,成为战后接管台湾的指导性文件。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府光复台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当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表示,台湾不回到祖国怀抱,国家的独立自由就无从谈起,抗战的目的亦无从达成。他要求全力以赴,完成台湾的光复工作。3天后,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并兼任警备总司令。9月1日,警备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
“祝贺的报道在纸上跳跃”
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台湾、澎湖为第16受降区。1945年9月9日,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作为台湾省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他还约见了代表台湾日军投降的日军驻台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要求其作好中方入台接收的准备工作。9月14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率部飞抵台北。有报纸报道当时的情景称:“飞机降落在机场上的一刹那,早已等候在机场上的同胞报以热烈的掌声与激情的欢呼。美丽的澎湖,风光旖旎,海港的雄壮,和岛上七万多同胞回归祖国的激动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一下飞机,张廷孟就令前来迎接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降下机场上的日本国旗,升起中国国旗。这也是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入台驻防的中国军队。
1945年10月17日,国民政府派往台湾接收的陆军70军经过四昼夜的海上颠簸,终于在基隆港登岸。当时的《台湾新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消息:“全省待望之中国军队,今天将登陆于基隆。”台湾民众闻讯蜂拥至基隆码头迎接。1945年10月23日,由26艘登陆艇组成的船队自闽江口的马尾港开航,浩浩荡荡地向台湾进发。谢东闵、连震东等十余位台籍人士乘指挥艇,随船队前去台湾接收。
曾任台湾省主席的谢东闵因不甘受日本人统治,曾到祖国大陆求学,并一直从事抗日斗争。他在《归返》一书中写道,“回忆二十年又六个多月以前,我怀着不受异族统治的心情从此地出海,现在能满心愉悦地从这里踏上芬芳的家乡泥土。我也想起五十年前,祖父看到日本占领台湾,而今我却看到日本人被逐出台湾,抚今追昔,怎么不喜极而激动?”
驻台日军被遣返日本。
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曾回忆说:“我们回彰化,火车站到我们学校,还要走30分钟,一路大家非常热闹,拿鞭炮呀,敲锣打鼓啊,这时候,祖国万岁在那里喊。”作家吴浊流说:“由于能够尽情自由地写新闻的关系,心情就像是小鸟飞出鸟笼一般。每天祝贺的报道在纸上跳跃,显得异常热闹……”台湾民众阮美姝回忆父亲阮朝日当时兴奋的情景:“我父亲八月十五日竟然跳回来,人还没进门就听到他的声音,大声说我们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做中国人了,不再做日本人!”
“50年的‘皇民化运动’一天就被风吹掉了”
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隆重举行。受降当天,公会堂门口牌楼上“庆祝台湾光复”6个大字格外醒目,大厅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像,台上还有象征胜利的“V”形图案。
上午10时,礼炮齐鸣,中国受降主官、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宣布: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受降典礼正式开始。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用毛笔颤抖地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据史料记载,安藤利吉体肥、头大、顶秃,一言不发,垂头丧气,执笔签署降书,即时退席。短短5分钟,受降典礼结束。陈仪即席发表广播讲话,并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下午3时,台湾各界人民代表在公会堂举行盛大的台湾光复庆祝大会,陈仪率党政军及各方代表出席并致祝辞。有记载称,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彩灯,相逢道贺,如迎新年,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台湾学者戚嘉林回忆说,那一天,整个台北市都沸腾了,“50年的‘皇民化运动’一天就被风吹掉了”。当时还在中学读书的廖天欣回忆起在杂志上看到的文章《光复的意义》,他清楚地记得这段话:“我们在台湾光复的时候,所发现的第一个事实是民族精神的振兴,第二是国土的重圆,第三是家人再聚,第四是统一的国家。”
重建中华文化是“重中之重”
10月29日,陈仪颁布训令“除军事部分由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负责接收,另令指示外,其原总督府及其所属各机关文件、财产及事业等项”统归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随后,接收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其中,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建立台湾地区军事接收委员会,开始接收日军军用物资。有记载说,“当时在台日军,尚有16万余人,日人亦有29万余人,合计有45万8千余人,粮足,军器尚完备”。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共计接收飞机890架、船舶525艘、各种车辆2097辆、各种炮1315门、枪13万余支、弹药680多万发等。这项庞大的工作到1946年1月底全部完毕。至于日俘、日侨,自1945年12月底开始遣返,1946年4月底基本完成遣返工作,原计划遣返16.7万人,实际遣送16.56万人。
日本在殖民统治末期为进一步同化台湾人,开启了所谓“改姓名”运动。但多数台湾人消极应付,《台湾日日新报》1944年1月的报道称,1940—1943年,更改姓名人数有12万多,约占台湾总人口的2.06%。1945年12月12日,台湾公布了《台湾省人民回复原有姓名办法》,宣布“凡台湾人民使用之姓名为日本式者,统准予在三个月内向所在村(里)办公处申请回复原有姓名,山地同胞无原有姓名者,准参照中国式姓名方式自定姓名”。194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又颁布《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宣布“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因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的人民自1945年10月25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
台湾当时刚摆脱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百废待兴,但消除日本文化的影响、重建中华文化被认为是“重中之重”。陈仪曾在给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信中写道:“台湾收复以后,应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台湾与各省不同,他被敌人占据已四十九年。在这四十九年中,敌人用尽心计,不断施行奴化教育。不仅奴化思想而已,并禁用国文、国语……这真是十二分的危险。”
1946年4月,行政长官公署成立了“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借由国语讲习班、说国语运动等做法强力推行国语,同年9月更进一步禁止台湾人说日语、废止报纸日文版等。陈仪还决定设立编译馆,并邀请同乡好友许寿裳到台湾主持这项工作。1946年6月,许寿裳从上海飞赴台北,出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中文的母语地位。许寿裳认为,台湾需要“把已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展民族主义”。台湾省编译馆在1947年5月因“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被撤销,虽然只存在不到一年,但它为当时台湾社会文化重建、“去日本化”以及“再中国化”立下汗马功劳。
此外,台湾省有关部门还更改带有日本殖民色彩的地名。长官公署于1945年10月公布《台北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从台北、基隆、高雄三地做起,规定在县市政府成立两个月内,将所有街道的日本名称一律改为具有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宣扬“三民主义”或纪念重要人物的名称。其中,台北市设立中山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等,其余多为大陆省会和重要城市名,如南京街、重庆街等等,其他县以上城市几乎也都有中山路。《民报》还提到,当时新竹市政府下令严禁市民穿日本式两齿木屐,中式无齿木屐则不在限制之列。1946年,10月25日被台湾省政府定为“台湾光复节”。(鲲屿哨所工作室)
1963年,台北举行“光复节”庆祝大会。
“胜利歌儿大家唱,台湾光复不能忘”
今天是台湾光复80周年纪念日,我想从台湾光复与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与中华民族、台湾光复与反“台独”斗争三个方面,简要讲述台湾光复的历史故事和历史意义。
一、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之一。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举行,“庆祝台湾光复”的标语张贴于会场最高处。同日,台湾台中地区随后举行庆祝台湾光复大会,大会主席说:“今朝举行在台日军之降伏式,典礼隆重,意义渊深。台湾光复,于是名实双备”。
说来颇有意思,在日语里“降伏”是“光复”的同音词,在中文里“日军降伏”是“台湾光复”包含的本来应有之义,“胜利”则是“台湾光复”庆祝活动的基调,如《台湾光复节歌》所唱“胜利歌儿大家唱”。
举例言之,1945年10月25日即台湾光复当天出版的《前锋》光复纪念号,刊有作者署名为“介舟”的《台湾光复歌(拟民间歌调)》:“五十年台湾,六百万同胞,现在复归咱祖国!这可比,拨开云雾,解消风雨,霎时间重见天日!可恭喜,出头天,莫非是天有理,也是祖国大牺牲所致。着认真,着知己,守礼节,知廉耻,再建新台湾。”又刊有作者署名为“孔乙己”的《台湾光复》:“蓬莱宝岛,贼据多年。民生困极,复见青天。如今光复,玉露均沾。山川焕色,草木增妍。三民善政,无私无偏。光华若日,照彻群边。”陈茂云《国语会话读本》(台北国语普及会1945年版)书前有罗家伦作词、阙仲瑶谱曲的《凯歌——为胜利而歌唱》,歌词唱道:“胜仗,胜仗,日本跪下来投降。祝捷的炮像雷般响,满街爆竹烟花飞扬。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张泪如狂。向东望,看我盟军浩浩荡荡扫残敌,如猛虎驱羊踏破那小小小扶桑。河山再造日月重光。”闽南语歌仔册《西欧大战 光复新生台湾》(台北新兴书局1945年11月出版),在唱完“西欧大战”后,转而唱“光复新生台湾”,欢呼、兴叹道:“台湾澎湖爱归宗”,“日本以经(同“已经”——编者注)无政权,咱个台湾免伊管”,“讲咱中国真勇敢,万项忍耐有所望”,“台湾着是美龄岛,蓬莱宝岛未侥(意为“不会”——编者注)顾。台湾割乎伊明治,天理有报照无论,天地替咱民报冤,黄金看做赤仁涂,头尾以经五十年。到今大汉出头天”,“咱是一等个国民,尽忠报国常要紧,同胞心肝却相瓦”。
二、台湾光复增进了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45年1月15日,台湾同胞、清末秀才汪受田(字艺农,台湾进士汪春源长子)在《台湾研究季刊》创刊号发表《台湾收复后之文化消毒运动》。其文略谓:“台湾同胞,离开祖国怀抱,快要五十年了。在这五十年中,他们并没有一天忘怀祖国,表现在刚沦亡的三十年内,不断发生过轰轰烈烈的抗日革命运动,虽然在侵略者暴力压制之下,没有获得成功,但这种革命高潮,却深深地酝酿。一直到了祖国发生神圣抗战的今日,更具体的有计划的在准备行动。现在抗战胜利的路程,已经一天接近一天,同盟国在海上占绝对的优势,台湾该是接近收复的时期了,这不仅是祖国同胞的热望,而且是六百万台湾同胞迫切的愿望和要求。台湾不论在地理上、历史上,都是中华民族生存上不可割裂的部分,在距今一千年已经有我们先民开垦的足迹,它和福建仅隔一衣带水。”文中又谓:“凡事预则立,教育是建国的基础,特种教育的实施,尤为台湾收复后的一支清血剂,非有精密的计划,和浅近易行的方法不可。台湾同胞本来具有丰富的爱国心情,在历史上曾为扶明复国的最后堡垒,今后必为海上击败日本的前锋,虽然经过敌人五十年的毒化,但今日台湾同胞,依旧保留着中华民族的血素,他们热情爱国的胸怀,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主要的是在我们怎样去启迪他、扶助他。”汪受田于此一再提及中华民族:“台湾不论在地理上、历史上,都是中华民族生存上不可割裂的部分”,“今日台湾同胞,依旧保留着中华民族的血素,他们热情爱国的胸怀,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1945年10月18日,《台湾新报》载《高山兄弟欢天喜地》,其文曰:“我三星期以来,巡访新竹州下竹东、大湖及兰阳方面的山界。各地的高山兄弟,听到日本降伏之喜讯,也同我们兄弟一样,手舞足跳。他们极喜欢,切实要变中华民族,这样希望也要本省人后援始可达其目的。又关于‘高砂族’的名称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山的兄弟有日中(近日)遣代表要欢迎陈长官之计划云”。此时“陈长官”即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尚未到台主持受降仪式,台湾少数民族便以“切实要变中华民族”而“高兴得手舞足跳”,这是值得注意的。日本降伏、台湾光复的消息传来,台湾各地都在学唱、传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也随《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传遍台湾各地。
三、台湾光复引发战后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第一回合斗争。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就战败国部分殖民地的归属问题提出了“联合国托管制度”(又称“国际托治制”“国际托管制”)案。1945年5月16日,“旧金山会议”尚在进行时,台胞谢东闵在《台湾民声报》发表《国际托治制与台湾》称:“我想为不折不扣收复台湾,我们应向国际托治制会议提供备忘录,重申开罗会议的决定不可更改,同时透彻地说明台湾历史、民族及地理等,皆与中国不可分,必须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神圣”“(国际托治制)台湾除外。因为它攸关中国安全,中国福利;它是百分之百的中国领土。此外,中国自身也要彻底觉悟,要态度明朗,立场坚定。由于国际托治制的提出,我们更觉得中国应准备武力收复台湾;同时在政治上的措施,例如筹备台湾省政府,在‘宪法’列举条文加入台澎,选择台胞代表台湾人民参政等,尤迫切需要实施,俾便以公开事实,争在和平之前,清正世界视听,杜绝意外之变。”
谢东闵是台湾彰化人,时任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省党部(驻地在福建永安)宣传科科长。香港《华商报》1946年3月13日第1版载文揭露美国间谍(其中有一名黄姓“美籍台人”)“在台制造托管运动”的内幕。文中记1946年2月14日孙中山之子孙科到达台北,他在台湾的几次公开讲话里一再“放炮”,怒斥美国间谍。他说:“我深信台湾永属中国。但是有些外国记者却制造台湾分离运动的消息,这是荒唐无稽的”“在台湾美国领事馆的台籍通讯员,经常供无端消息给美国记者,而这些美国记者却已戴了有色眼镜,于是一条条的造谣新闻就出现在外国报纸上”“中国不能容忍外国人来煽动不安,制造谣言,侮辱中国。”该文还报道,台北“中央社”主任叶明勋(福建浦城人,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生)也严词怒怼上门“踢馆”的美国间谍卡度。
廖文毅是战后台湾第一波“台独”思潮的关联人。台湾光复后,他很快接近和接受“国际托管”“台湾地位未定论”“住民自决”等“台独”论调。廖文毅组织的“台湾民众联盟”于1948年4—5月间在香港成立。该联盟主张“推翻蒋政权在台的统治,建立代表台湾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民主独立政府,待整个中国政治确定走上民主轨道之时,依人民投票以联邦之一单位加入中国民主联邦”。1948年5月2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香港《华商报》揭露:廖文毅及其“台湾民众联盟”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团体”。
在今之台湾,“台独”分裂势力妄图制造对于台湾光复的集体失忆。在我看来,这是有如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民进党前主席陈水扁说过的话)的。近日,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居然说“台湾没有光复节”。从徐国勇等人的言行看,“台独”分裂势力不仅否认“台湾光复节”,而且否认“日本降伏”的胜利和台湾光复的意义;他们想变为日本人,自外于中华民族;他们从事的是罪孽深重的“台独”分裂活动。然而,《台湾光复节歌》等“胜利歌儿”80年来一直在传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0年来不断在铸牢、反“台独”斗争80年来从未停止。
今天又逢“光复节”,让我们高声歌唱《 台湾光复节歌》另一段歌词:“台湾光复不能忘。不能忘,常思量。”(汪毅夫是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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