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律师们见过人间百态。
有人追债七八年，只讨回一些零头，从千万富豪到靠四处打工、贷款借钱维持生计，到头来自己也沦为老赖；也有人借给亲戚几百万元，追债过程中自己身患癌症，想让对方还两三万元续命，无果。
与此同时，老赖们却生活得潇洒、滋润。开“宝马”、住别墅、用一万多元的高端手机，去KTV，毫不避讳地在朋友圈里分享四处旅游的照片……无一例外，他们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据公开报道，2024年执行法官人均办案928件，“压力山大”，由法官逐个调查老赖的财产状况不现实，于是，焦头烂额的申请执行人们找到了执行律师。
找人、找钱，是执行律师的主要工作内容。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数名在全国各地执业的执行律师，他们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追老赖的路上，足迹从北上广的CBD一直延伸到黑龙江的边境小城，案件标的额小到几万元，大到两三亿元，回款时间最快半年，最慢的能拖到“地老天荒”。有人帮客户讨回1亿元欠款，还有人在案件终结五年后，意外得到了回款的喜讯。
在法院的调解室、在追踪的路上，以及堆积如山的案卷背后，一场场关于债务、诚信与人性的复杂博弈每天都在上演。
开宝马、用高端手机，但没钱还债
这次的“老赖”是个大学副教授。欠款4年、金额近一千万元。
9月16日晚7时许，云南省某市法院调解室内气氛剑拔弩张。一言不合，“（双方）就又毛了”，法官轮番劝阻，调解程序才得以继续。
申请执行人一方3人，其中包括执行律师唐林。被执行人一方在人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来了六个，除了法律顾问和朋友，副教授还搬出姐姐和高龄的老母亲助阵。
拉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双方均虎视眈眈，“他们目的就是给法院施压，意思是我人多，你敢拘留我试试。”这样的场面唐林经常遇到。最嚣张的老赖，会在调解时冲过来指着律师鼻子扬言要动手。有一次，唐林走出法院大门，被老赖找来的一群人呼啦一下围住。
“债多不愁。”唐林总结，老赖不怕债主和法官，他们中有人首次被执行时接到法官电话还会慌，一旦经历过执行程序，尤其是同时背着几个金额较大的案件，反而躺平了。“他发现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人性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想着不还钱了，反正也没有代价。”
他们也不怕“社死”，很多执行律师会给被执行人的单位发律师函，但效果并不好，单位不会因为员工是老赖就将其辞退，最多影响评优，“他们也不在乎。”
至于限制消费，老赖有应对的办法，吃喝购物往往用亲属的微信和支付宝消费，出行可以坐普通列车，也可以开别人的车自驾，不影响他们四处旅游，更有甚者还发朋友圈炫耀。
白天，唐林和同事去副教授工作的高校调查取证，查到她开“宝马”、住120平方米的商品房，用售价1万多元的最新款手机，在高校的年收入稳定，一年消费高达20多万元，最夸张的一笔，一次餐费就花了约8000元。但仅从账面看，她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在执行法官面前，她搬出一套“十分合理”的说辞：手机是朋友送的，由于唐林取证的照片没拍到她开车的正脸，她否认宝马车是自己的；至于每月的工资，被她解释成全用于日常消费，账户里没钱。唯独房产，她还没“编圆”，一会儿说房子是租的，一会儿说是朋友的，过会儿说是她老公处理的。
唐林清楚，这样的扯皮是在浪费时间。白天取证后，他第一时间向法官申请来现场带人，希望对她采取司法拘留。他认为，对方属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仅工资一笔，金额就符合司法拘留的条件。
根据规定，被执行人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高消费，法院就可以决定将其司法拘留。为了震慑老赖，有些法官会带老赖去做拘留前体检，或把他们从调解室带到办案区，那里有审讯的小房间。一旦老赖意识到“今天不还上一部分钱就走不掉”，心理防线就会松动，有人当场就开始借钱。
追查老赖就像猫捉老鼠
找人、找钱是执行律师最核心的工作。但律师没有执法权，锁定被执行人的位置后，要由执行法官来带人。
为了防止老赖离开现场，执行律师会采取各种办法，常规手段是报警，警察一般会把双方带回派出所做笔录，法官则直接到所里接人。
唐林也用过“非常”手段。有次时间紧迫，眼看老赖开车出来，法官还在路上，唐林灵机一动，故意开车剐蹭了老赖的车，成功拖住了对方。法官一到现场，直接查扣老赖驾驶的车辆，搜查手机，发现老赖使用他人支付账户付款，也有高消费记录，当场就实施司法拘留。不仅固定了被执行人隐匿的财产证据，还能循着线索找到被老赖藏起来的钱。
唐林以前的工作装是法官袍，他在西部省份的中级人民法院做过几年执行法官，后来辞职做律师。他的团队业务遍布全国各地，最远一次办案去过黑龙江靠近边境的小城，光过去就花了两天。
不像诉讼律师那样西装笔挺，执行律师们看起来“务实得多”，跟踪被执行人时总穿一身不起眼的休闲装。取证时，唐林会带着录音笔、自己网购的执法记录仪。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像个律师，倒像个侦探。
“盯梢”是为了找到老赖的财产线索，抓住他们高消费的证据。唐林蹲守时会根据楼道电表箱里的户主姓名、户号、余额锁定老赖的常住地。如果被执行人是公司，他通常会潜入工厂，一旦拍到机器正在开工的画面，就能证明公司正在经营，就会有收入。跟踪企业的送货车辆也是个好方法，这能帮助找到下游买家，进而打听出企业有没有未结货款，企业实际经营人是不是被执行人本人，从而找到老赖的财产线索或构成拒执罪的证据。
江西执行律师杨春（化名）跟踪吉安市泰和县一名老赖到早餐店，见他扫码支付后，成功锁定了他常用的微信账号，通过合法手段调出了老赖的微信支付流水。他发现，被执行期内，老赖资金进出额高达上千万元。
郑州执行律师张伟曾跟踪一个老赖半个月。他摸准对方规律，把握几个关键点，上下班时间、饭点，“有钱的老赖总是忍不住挥霍，露出马脚。”最终，他拍到了老赖去KTV唱歌，进商场买名牌包的证据。
张伟经常向老赖的邻居、物业、单位同事，打听目标的行踪、家庭情况和房产车辆信息。这需要一些技巧，张伟常用的人设是“银行信贷部门工作人员”，上门调查借贷人的财产，周围人一般都会配合，也不会引起老赖的戒心。
但在这场猫鼠游戏中，“也有很多老赖十分狡猾。”唐林总结道。副教授就属于“反侦察”经验丰富这一类，被拍宝马车的那次，她敏锐察觉到有人盯着自己，打电话叫来朋友，替她把车开走。
执行律师也经常出现在各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车管所、民政局、银行、税务局等地，调取房产、车辆、交易流水，从中找到老赖转移隐匿财产的证据。这些需要法官开具的调查令，在唐林的从业经验里，大部分时候法官会开具针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调查令。但老赖常常会把财产转移给他们的子女、配偶或者兄弟姐妹。
针对这种第三人的财产调查令，法官往往会比较谨慎。这时候，律师会选择拿出充分的客观证据说服法官，比如给老赖和子女配偶之间的转账记录、无偿转让房产线索等。
在与那个副教授的拉扯中，唐林最终抓住了对方在交代房产时的漏洞，向法院申请了房产和车辆的调查令。
房子是财产转移的重点。最常见的伎俩是假离婚，把大额资金、房子、车子，转移给前妻或前夫。
还有不少老赖会把房产无偿赠予子女，或者低价卖房，快速变现。还有老赖会以签订虚假合同的方式，将房产租赁给亲友，以此阻止法院拍卖房产。虚假合同中约定的租金金额明显低于市场价，常常是租期五六年，租金一次性付清。执行律师对照银行流水，看签订合同后是否有约定的租金金额流入，就能分辨出房屋租赁合同是不是真实的。
针对以上行为，执行律师可以提起撤销权诉讼，将老赖的配偶亲友列为共同被告，胜诉后，被转移财产的所有权变更回老赖名下，再还给申请执行人。类似保护债权人权益的司法手段，还有代位权诉讼，把别人欠老赖的钱，还给申请执行人。
逃债方法很多，追债却要依法，法律除了保护申请执行人，同时也保护被执行人的权益。老赖有权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这有可能引发申请执行人提出新的诉讼，导致整个执行程序被拖长。唐林手上一个案子在走执行异议程序，已经一年多了，还没有定论。
张伟执业生涯中一次最艰难的成功回款，标的额只有11万元，是一笔网课的退费。被执行的教育公司账上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他通过起诉，追加三个股东为被执行人，他们账上也没钱，张伟又从民政局调取婚姻关系证明，说服法官查控股东配偶财产，最终法院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将三股东配偶名下存款划扣给了申请执行人。整个司法流程花了将近两年。
去年法院执行人员人均办案928件
执行周期长，“有劲使不上”，这是申请执行人和执行律师常有的感受。
和法官见一面很不容易，需要到法院查值班表，等案件执行法官值班那天，取号、排队，一小时左右才能见到人。有时候出现的还不是法官本人，而是法官助理、书记员甚至执行警察。
律师们也理解，“执行法官太忙了”，手里的案件“堆积如山”。202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对媒体透露，2024年法院执行人员人均办案928件，办案“压力山大”。
一位曾经的执行法官向新京报记者分析，法官不仅要追求执行到位，还要兼顾效率，在法定期限内完成结案率，保证手里的上百件案件在关键节点不超期。
顶层设计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给执行法官“减负”。2016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启用，执行法官“查人找物”，不再需要跑到相关部门实地查询，在办公室里就可以通过网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在全国范围内的财产信息，线上冻结、查封。
但系统不是万能的。执行律师蒋睿鹏发现，某直辖市郊区的不动产，网上查不到，还有一些债权、宅基地没有登记或信息没有纳入系统，被执行人配偶、子女等近亲属名下的财产也无法在系统查询。
目前的技术手段尚不能支持实时监控被执行人的流水情况，并且，法官冻结财产和有关单位执行操作之间有时间差，法官从系统上向银行发起冻结资金到银行同意，往往需要两三天时间，而老赖通过手机银行几分钟就能把钱转走。为了和老赖抢时间，张伟经常开车带着法官直奔银行营业厅，现场冻结。
老赖并不是“刀枪不入”，他们怕律师找到他们藏起来的钱，更害怕坐牢，留下刑事犯罪记录，影响家人考公、升学。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有转移、隐匿财产行为，情节严重的，有可能构成刑法上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以下简称“拒执罪”），经司法拘留后仍不履行的就属于情节严重情形，顶格能判刑七年。
可以说，拒执罪是威慑老赖的“最后武器”。唐林团队代理案件中有约30起，被执行人在看到拒执罪起诉通知书后还了钱。
杨春的一个客户的弟弟欠款20多万元，被列为强制被执行人，履行期限刚过，钱还没还，当地法院立刻以拒执罪移交公安立案，公安网上追逃，几天就把人带回。
老赖的哥哥咨询杨春时，案件已经移送到检察院。“我就让他赶紧把这个钱付掉，否则一定要判刑。”后来老赖认罪认罚、还了欠款，虽然最终没被判实刑，但还是留下了刑事犯罪记录。
然而在有些地方，拒执罪立案并不容易。张伟从业15年，代理过数不清的金融诉讼和执行案件，至今没有遇到被执行人因拒执罪被判刑的情况。唐林团队6个人，业务范围遍及全国，5年也只遇到5起。
杨春代理过江西省泰和县的一起执行案件，执行了八年，老赖转移、隐匿财产，使用他人账户收款，微信支付流水有高达千万元的资金进出，且已经被司法拘留了一次，符合拒执罪的构成要件。从2023年5月起，他多次向泰和县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法院依规将案件以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也向法院提起过起诉老赖拒执罪的刑事自诉，但至今未获法院回复。
一场“轻松”的胜利
执行期间，债主原本顺遂的人生会经历剧变，甚至和老赖的身份发生戏剧性的对调。
杨春的当事人袁宜委从前是资产上千万的“大老板”，开几家大型连锁超市，如今落魄到靠打零工维持生计。2017年，袁宜委和小学同学在泰和县一起合作做生意，双方起了股权纠纷，起诉后法院判对方归还他185万元股资。袁宜委的超市那时已出现亏损，这笔钱是他向银行借的贷款，每年仅利息就要付10多万元。
因为老赖不还钱，引发了“三角债”。袁的妻子只能向好友借款还贷。去年，因为无力还债，袁宜委的妻子也被迫成为“老赖”，被泰和县法院司法拘留了10多天。在执行法官的协调下，老赖才还给袁宜委5万元，用于还债。
与老赖交手多年，执行律师们见过人性最幽暗的一面。
唐林代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中，唐林的客户借给自己的侄女几百万“养老钱”投资赚利息，钱拿不回来，法院判侄女还钱。结果侄女住别墅，经常到国外旅游，女儿在国外留学。
唐林查到财产线索发现，她在诉讼之前已经把自己几千万的财产转移到国外，并且随时准备逃到国外生活。“规避得很早，隐藏得很好，这种情况下拿她没办法。”
追债过程中，客户得了癌症，女儿也得了重病，想让侄女还个两三万元救命。
谈判三次，侄女赖得理直气壮：“一分钱没有，要拘留就拘留，无所谓。”
“在金钱和利益面前，什么亲情、感情都很苍白了。”唐林感慨。
就连执行律师自己也逃不过“老赖”。唐林都遇到过不止一次“好朋友”借钱不还，讽刺的是，这位执行律师自己做原告的案件都还没执行下来。
很多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在发生债务纠纷之前都是朋友，随着调解过程中双方不断碰撞、摩擦，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变成一个死结。执行期内的调解谈判就像菜市场讨价还价，对双方都是一场心理和底线的不断试探。唐林说，多数情况下，谈判不会涉及利息，本金甚至还要打折，最后分期履行。双方都觉得自己做出了巨大的妥协。
根据泰和县法院的执行裁定，袁宜委那笔执行款，八年间的本金加利息已经超过一千万元，但老赖只还了约99万元。杨春的调查显示，老赖实际经营的产业包括石场、商行和酒吧，微信和银行账户都有大额资金进出，“完全还得起”，因此，袁宜委对执行金额“坚决不妥协”。
“执行几年后，双方关系基本上就是深仇大恨了。不少申请执行人钱都不要，就是要把老赖搞进监狱。”唐林总结，“做执行案件很大程度上是帮他们达成执行和解，化解修复关系。”
执行律师蒋睿鹏认为，执行难一个根本因素在于当下社会的诚信意识薄弱。“很多人就是不想还，或者他觉得也还不上，我欠了100块，兜里只有50块，反正还不清，那还不如留着50块钱，我还要生存，还有家人，我还要东山再起。”
目前，我国的个人和企业财产登记、公示、信息共享机制仍在建设中，给老赖隐匿、转移财产留下了空间。
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也在不断打补丁。实践中冻结老赖账户期限一般只有一年，老赖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冻结措施也会自动解除。这时老赖往往会放松戒备，恢复“正常生活”，重新开户，或者重新线上支付、消费。
张伟介绍，案件终本之后的5年之内，每个省的高级人民法院会每隔半年通过网控系统查询老赖的资产情况。去年，他代理的一个案件，标的十几万元，客户原本已经放弃了追债。没想到，在案件终本之后的第五年，法院查出被执行人账户上有8万元，直接划扣给了申请执行人。
明明是自己的钱，张伟和客户却像得到一笔“意外之财”那样惊喜。司法与人性的博弈中，执行律师终于迎来一场实属难得的“轻松”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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